：一个出版品牌，虽然没有当下市场追捧的“大爆款”，但策划出版的前两本书就入选文津图书，且均已加印4次。就这样稳扎稳打，东方出版中心·时刻人文两年多出版了32种书，总净发货超过16万册、1500万码洋，基本上每本新书都能入选多个榜单。图书的影响力也为这个年轻的品牌带来一批忠实读者，他们主动帮忙推广产品，让时刻人文走得更长久。

　　“时刻人文”是东方出版中心的自有图书品牌，设立于2022年12月。为什么设立这个品牌？ 先把话说远一点。

　　我国出版界有两个“东方”：一个是东方出版中心，一个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东方出版社。一般的直观反应，提到“东方”，自然觉得出版社应该叫“社”，首先想起的也就是东方出版社。我到东方出版中心工作后，每遇人搞混，总要解释一番。

　　其实，东方出版中心有很好的历史积淀，前身是成立于1978年11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（简称“大百科上海分社”），承担了第一版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7卷的编辑工作，以及全部卷册的校对、印制、发行工作，王元化先生在建社之初就调来工作，后任临时党组成员。同时，大百科上海分社还用知识出版社（沪）的副牌，出版针对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读者的图书，如钱伟长主编的《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》、倪海曙主编的《现代化知识文库》等，在1980年代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；现今读者比较熟悉的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，就是用该副牌最早在1992年3月出版的。

　　在东方出版中心成立45周年时，执行董事、党委书记陈义望让我筹备“东方出版中心历史陈列展”，我翻阅档案、查找图书馆和旧书网，整理出大百科上海分社和知识出版社（沪）出版的图书和期刊共630余种。

　　1995年，大百科上海分社含知识出版社（沪）及海峰印刷厂重组成立东方出版中心，2002年成为中国出版集团成员单位，也是集团唯一在北京之外的二级单位。

　　重组后，东方出版中心在图书和期刊出版之外，还有园区的建设经营，这是与一般出版社只出书刊不同的地方，也是取名用“中心”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在图书出版方面，东方出版中心较好地继承了大百科上海分社的学术出版传统，坚持专业立社的出版方向，如在大百科上海分社《中国学术丛书》的基础上，推出《东方学术丛书》；重版《文化苦旅》，推出“文化大散文”系列、《白玉兰文学丛书》；出版的汪涌豪、骆玉明主编《中国诗学》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，沈志华、杨奎松主编的《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（1948—1976）》《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：中苏关系（1945—1911）》行销10余年；还在中国出版集团的领导下，与商务印书馆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共同出版国家出版基金项目“世界历史文库”，承担了76种之中的40种，是当时较早系统引进出版区域国别史前沿著作的大型丛书。

　　我最初知道东方出版中心是在1997年下半年。《文化苦旅》火热，我正读高一，在校门口马路地下过道的书摊上花了10块钱，买了本盗版书。20多年后，没承想就到东方出版中心工作了。入职之初，我做的是营销发行的工作，之后开始做编辑。在这之前，虽然也接触过编辑工作，但只是偶尔做文字编辑，没有做过策划和出版全流程。

　　任何有志做一个出版人的编辑，都会有出好书的自我期许，我们也是如此。2021年底，我就开始与同事们模仿着逐步探索。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设立一个图书品牌。这对东方出版中心而言，有提高某一类产品集中度和品牌辨识度的现实需要；对我们这些编辑来说，也是职业与专业、兴趣的一个结合点。当然，也受到出版界众多成功图书品牌的吸引，还有我们对能够探索有成的渴望。

　　结合我们的文史专业与兴趣，在取品牌名称时，考虑以宽泛的历史类图书为主，取名“时刻人文”——时间因有人的存在而被赋予意义，而有镜鉴于历史、努力在当下、追寻向未来。在2022年12月时刻人文第一种书上市时，我想了一个Slogan——“以知为力，识见乃远”，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聚焦中国和全球历史上的重要时刻、事件与人物，出版具有可读性、知识性、思想性的优质人文社科图书。在大变局时代，让我们汲取历史与人生的智慧，照亮勇毅前行的道路，走向更为美好的未来。”

　　当下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变化、社会变迁、时代变幻、世界变局的交互张力，这是我的生活体验，也可能是很多人的生活感觉。我们想通过出版的图书为更多读者扩展人生视界，丰富对当下时代的思考，保持有韧性的乐观精神。我从柳公权的碑帖中选取了“时刻人文”的四字标识，柳字笔力遒劲、极有筋骨，也算是我们对自己、对这个图书品牌和对出版的图书能够蕴藉有味、坚韧向上的自我期望。

　　2022年12月是时刻人文品牌和第一本书面世的时间，在这之前一年一直在酝酿选题。选题方向上，大多分布在在“中国研究”和“世界历史”两大类，但不以学科为限，以适当保持品牌和选题的开放性。

　　我们的第一个选题和出版的第一本书，是重版钱存训先生的《书于竹帛：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》。选这本书，与我的专业有关。在读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时，老师给我们开列的阅读书目中就有这本书。不过，书只能在旧书网上买到，价格也贵，我和同学是从图书馆借出复印阅读的。此书虽然最后修订于2002年，但作为中国书籍史的一部经典，结构体大思精，论述简洁明了，还没有被替代，是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。之后，我辗转联系到钱存训的侄子钱孝文先生，商定2022年该书英文初版问世六十周年时推出纪念版，我们在疫情中开始了编校工作。

　　“校书如扫落叶”，此书虽经4次修订，但编校过程中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。作为60周年纪念版，相较于2002年版又增加了一些前后辅文，收录了许倬云《百五人瑞：钱存训先生一生行述》一文，邀请沈津撰写了纪念版序言，收录了夏含夷为英文增订再版本撰写的后序，增补了英文本的《重大考古发现（1899—2000）》《中国文化、书籍与文字记录年表》两个附录和参考文献；钱孝文还增补了《钱存训书史著述编年》，提供了书前插图，并最终审定书稿。整个编校出版过程，我与钱孝文通信不下200封，与他对增补的内容、遇到的问题、封面设计与版式字体等进行了事无巨细的沟通讨论。这是我全流程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，也是第一次比较切身感受到图书出版需要作者方与编辑的紧密合作。

　　我们的第二个选题是王宏志教授的《龙与狮的对话：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》。该书从翻译角度，通过挖掘大量一手中外文献，细致考证了中英第一次外交的详细经过，澄清了不少历史史实，揭示了文明交流中翻译的及其重要的作用，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具有借鉴价值。2022年6月此书繁体版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，我受这个主题吸引，即开始联系版权。这本书是王教授近20年研究的结晶，他很珍视，内地已有一位出版人跟进这个选题两年多。当时，我给王教授写了很长的邮件，介绍东方出版中心和我们的出版计划，并在一个周五的晚上与他通线点多。最终双方签署了出版合同。

　　这本书能够被“截胡”，我们的“穷追不舍”是一个因素，而更重要的是王教授的第一本简体字版图书《重释“信达雅”：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》就是由东方出版中心在1999年出版的，当时的责任编辑是雷启立，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委员、副校长。两人保持着长久的友谊，王教授在多家出版方中做选择时，征询了雷校长的建议，雷校长不忘“老东家”旧情，一锤定音，我们也因此相识。因为这本书，我们与东方出版中心的老作者、老同事重续前缘，延续了东方的传统，很是高兴。

　　两本书出版后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，先后入选第十八、第十九届文津图书，《龙与狮的对线年第二十四届深圳读书月“十大好书”、2024年南国书香节十大好书推荐榜，各类榜单也应上尽上。两书出版至今均已加印4次。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。

　　编辑虽然是杂家，但必须是立基于自己专业的杂家，尤其是在阅读日益多元化的今天。从我们两年多来的出版经验看，相对专业的学术书要比所谓大众通俗的泛泛读物，更有内容价值、明确的读者群体，也就更有销量。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我们别低估读者的阅读能力，也不要高估我们对市场的把握能力。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。所以，时刻人文的选题从始至终坚持专业性第一，求新而不猎奇，在专业性与市场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。

　　时刻人文的选题目前以“拿来主义”为主，主要出于两个考虑：一个是引进版图书，海外出版社和作者不太挑出版方，这对新图书品牌来说，属于不拒绝的友好；另一个是引进版图书经过了海外出版社的一次筛选，在内容质量方面有一定保证。在选择引进时，我们在考虑可读性、知识性、思想性三原则的基础上，主要从国内出版和阅读的角度着眼于“两新”——新论题、新启发。

　　在筹备的第一年，由于还在摸索阶段，我一年内让版权经理询权300多种图书，最后签约不到10种。这种遴选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看书的内容、看在同类选题中的前沿性和独特性、看国内的市场情况及是不是适合我们出版。出版现在越来越“卷”，任何一个图书品牌都没办法做到像商务印书馆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那样，能够将同类主题整齐划一地收入囊中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虽错失了不少好书，不过也从中了解到了国内出版社和图书品牌在关注些什么，尤其是那些竞价的图书，更是如此。

　　由于首先要考虑控制成本，我们选题时更偏向青年作者的图书，像李华的《归葬》、谢伟杰的《东汉的崩溃》、兰德（Brian Lander）的《惟王受年》、马硕（Maxim Korolkov）的《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》、黄庭硕的《南国多秀士》、严昊的《胡马度阴山》等，都是作者在博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。这些图书在本研究领域有其独特的视角，在读者市场方面也有一定的可读性，除最后一种是今年5月出版的，其他的半年内都实现了加印。

　　另一方面也注重经典作者的选题。如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、著名宋史专家梁庚尧的著作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多年。我们又引进了他的《北宋的改革与变法》《南宋朝野论王安石与变法》两部新作，重版《中国社会史》和《宋代科举社会》，推出“梁庚尧作品集”，4种图书去年出版至今已实现净发货近3万册。此外，还出版了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张隆溪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和《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》，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的《中国之诞生》；今年8月还将出版著名蒙古学家札奇斯钦的《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》《蒙古黄金史译注》，目前正在编校钱存训的《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》，以及南洋研究的著名学者许云樵和韩振华的著作。

　　总之，我们选书都在无形中受当下时代、生活境遇、自我思考和阅读需求的影响，希望选择的每一本书都有出版价值和阅读价值。同时，也在积极挖掘原创选题。

　　时刻人文在出版过程中，尤其是翻译著作，我们比较注重三个方面：译者选择、作者审稿与内容增补。

　　在译者选择上，最理想的当然是作者自己翻译，《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》《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》就是张隆溪和陈忠平教授自己翻译的。但这样的作者可遇不可求，找寻译者，我们会先征求作者意见，请作者推荐，因为他们更了解本专业的研究者。假如没有，我们再选择正真适合的译者。

　　时刻人文已出版的书，有不少是资深译者翻译的，如《1368：中国与现代世界之形成》是董建中老师的译作，张正萍、周保巍、余静颖、罗鸣、王一鸽老师分别翻译了《富与穷》《信用的风险与承诺》《流氓、极道与国家主义者》《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》。这些译者有着丰富的翻译经验，尽心尽力，这对译稿质量是很大的保证。

　　同时，我们还大胆启用新的译者。《东汉的崩溃》是作者推荐他的学生和研究助理刘子钧来翻译的。《惟王受年》《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》是作者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腾教授推荐王泽和杨姚瑶翻译前书、尹嘉越翻译后书，他们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读博士生。《中国文学史》是请人推荐文化学博士黄湄来翻译。《中国之诞生》是请人推荐现在爱丁堡大学读古典学博士的于歆砚来翻译。还有《奥斯曼的树下》译者白贤达、《野兽之魂》译者李根等。这些译者都是第一次从事整部书的翻译工作，专业研究和中英文俱佳，尤其是都比较珍视自己的第一本译作，认真严谨，在翻译中不仅能尽力做到“信达雅”，而且还指出了一些原著中的错误之处，并加以修正。

　　对于相对熟悉的选题，在翻译开始前，我都会与译者就翻译体例做沟通，并请他们先试译几页，我从编辑和专业角度做些修改，以便后期较快地进行编校。不太熟悉的选题，就让责任编辑跟译者沟通。编校完成后，也会请他们重新审阅，最后尊重译者的意愿，请他们撰写译后记。

　　书稿翻译或编校完成后，再与作者沟通，介绍翻译的情况，请他们审阅译稿，就翻译与编校中的问题与他们商量，征求他们的意见。张隆溪教授在黄湄译完《中国文学史》后审阅了一遍，我们三审三校之后又审阅了一遍。同时，我又向他建议保留书中他英译的古代诗文，中英对照，相得益彰。兰德、马硕、谢伟杰也都审阅了译稿，提了修改意见。康儒博（Robert Ford Campany）的《中国梦境》是比较难译的一本书，我们先是找顾漩，后来又找罗启权来翻译，但在审稿时觉得译文不够顺畅，我又用半年时间对照原文作了修改，并与罗启权和校译者陈霞教授作了沟通，请他们审阅修改。之后，我就翻译体例、一些不太理解的关键语句和术语，给康儒博写邮件，请他指教，最后定稿。为此，我写了一篇译后记附在书后，说明了翻译的过程和体例，把罗启权对该书主题的阐释也加了进去。

　　经过与作者的这些沟通，可以说，我们出的每一本书，都得到了作者的认可，也让作者了解了我们端正的态度，彼此间有了更多的认识，建立了信任。由此也签下了作者的新书，像王宏志的《硝烟中的对话》、张隆溪的《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》、陈忠平的《跨太平洋的华人播散族群》、康儒博的《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》等都是因有第一次合作的信任之后，才有第二次合作的结果。有的作者还主动给我们介绍其他学者的书。

　　有些引进的书，是照原版内容出版的。有些书，我们也琢磨着增加一些附加内容。如《书于竹帛》《龙与狮的对话》《东汉的崩溃》《惟王受年》《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》《中国文学史》《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》等，我们都请作者或让作者方请专业领域的著名教授，撰写简体中文版或中译本序言。这是通行的做法，也是一个版本的记录。

　　有些书，我们增加的前后辅文会多一些，如上文提到的《书于竹帛》，还有今年6月刚出版的顾立雅的《中国之诞生》，这本书1936年问世后，一直没有中译本。在翻译该书英文版内容的同时，我请夏含夷（Edward L. Shaughnessy）教授撰写了《顾立雅与我》作为中译本序言，他还热心地建议增加顾立雅在1934年和1935年到殷墟发掘现场的照片，以及顾立雅在该书出版50周年时的演讲、钱存训等在顾立雅追思会上的发言和2010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孔子学院成立时的演讲《孔子与芝加哥大学》。我又联系钱孝文先生，收录了钱存训《记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教授》一文；他也热情提供了多幅有关顾立雅的照片，以及1957年和1961年顾立雅夫妇分别写给钱存训的两封信件的扫描件和释文。此外，还收录了顾立雅于1930~1940年代发表的《释天》《原道字与彝字之哲学意义》《梅迪生——君子儒》三文。最后又请徐坚、郑威教授撰写了两篇推荐序。这些前后辅文和照片，能够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《中国之诞生》的内容和价值，也能“读其书，想见其为人”。

　　时刻人文目前只是一个品牌，并没有成立单独的工作室，主要是我带着分管编辑部门的几位年轻编辑一起来做。基本的想法是，实践出真知，让年轻编辑通过参与全流程出版较快地了解如何做书，寻找自我的兴趣和出版方向，形成自己的“书感”。这也算是落实“东方班子”联系年轻编辑的机制之一。

　　最初主要由我来找选题，联系作者、译者，参考一些学术杂志和大型出版社、出版品牌的书，确定编校和注释体例。编辑初审之后，我会详细地二审或三审，并让他们与作者、译者和设计、印制等具体沟通。刚毕业入职的编辑，一两本书下来，不仅仅可以掌握这个品牌的编校规范，还可以提出需要商量的问题。

　　几位有经验的编辑已能独立策划，像《奥斯曼的树下》《臆造南洋》《拜别唐山》《生长于斯》《野兽之魂》《1723》《环球共此食》都是两位编辑自己提出的选题，还有一些原创选题尚在编校中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，他们也开始逐步扩大自己的作者、译者、封面设计和营销资源，在选题、编辑、营销推广上有了更多的想法，积极性、主动性也更充足了。总之，我们大家都希望时刻人文这块石头落到东方的出版池子里，能够泛起更多的涟漪。

　　虽然编辑是“为他人做嫁衣裳”，但我们仍旧是希望能把这“衣裳”做得好些，让作者穿出去和读者看起来即使不是光彩夺目，也起码能够适宜得体。所以，在注重编校质量的同时，对于时刻人文的图书封面，不采取丛书整齐划一的风格，而是根据每本书的主题和内容单独设计，只统一品牌名和衬页。

　　内容好的书不一定卖得好，在多样性、碎片化的阅读时代，营销更重要。时刻人文的书相对专业，从一开始，我们就没有抱着大卖的期望，只希望可以保本微利，并靠持续积累，产生一定的品牌影响。

　　起步时，我们可资凭借的营销资源不多，只开设了时刻人文的微信公众号，由我和一位编辑共同编发推文。《书于竹帛》和《龙与狮的对话》首先依靠作者的影响和资源。尤其是《龙与狮的对话》，作者请黄克武、李雪涛、邹振环教授写了推荐语，还请一些学者撰写书评。我又请黄兴涛、罗新教授推荐。以此为基础，我和编辑们一起联系荐书的公号和达人，推送书讯、书摘、书评，逐步产生了影响。目前，我们也基本遵循这一模式，先借助作者的影响，通过编辑和社内营销发行渠道来尽可能地推广。编辑通过一本本书的推广，建立了微信群，也积累了一批营销达人。营销发行部门也在不断丰富私域流量，形成了榜单推送和各渠道推广的机制。不过整体看来，我们的营销还需要向成熟的图书品牌学习。

　　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时刻人文两年多来共出版了32种图书，总净发货超过16万册、1500万码洋，每种书首印四五千册、平均发货超过5000册；去年年底之前出版的22种图书，有13种实现加印；今年5~8月新出了10种，预计年底能出到40种。虽然相较于一些知名品牌，我们的图书没有爆款，不够热闹，品种数量和发行规模也不算太大，但一步步做下来，基本上每本新书都能入选多个榜单，引起一定的关注，也不间断地积累起一批主动帮我们推书的热心读者，以及关注我们品牌的读者群，赢得了不少的认可和鼓励。这些都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。借此机会，向所有我们认识的、不认识的给予过时刻人文帮助的人表示感谢！

　　今年以来出版形势严峻，而面对AI等新技术，出版变革的步伐也在加快。正如现代印刷技术促生了现代出版产业，AI等新技术催生新的出版产业、颠覆传统出版产业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没办法预测新变革的力度会有多大、速度能有多快，只能把握好当下，做好每一本书，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。

　　2011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，沈昌文先生背着双肩包，坐在展馆外面台阶上静静地翻书，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或许我们一辈子都达不到他所成就的高度，但盼望有几本经手的书在我们退休之后还能够继续出版发行，也希望能像他一样爱书到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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